“白话《易经》”叙言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的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为《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歧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篇》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

　　(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

　　(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说，便是以艮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征，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取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易”字，便是上日下月的形象。《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

　　并且从近世甲骨文的研究的确有上日下月的“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加大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说，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化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者，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的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以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的观念来推定，其实，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归藏易》的排列为什么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十翼》的作者及其他

　　研究易学，都须知道有汉儒郑玄所提出的《十翼》之说，“翼”，当然是羽翼的意思。《周易》一书的内容，有十种论著，都是辅翼易学，发扬而光大之的主要著作。这便是：①上经的彖辞。②下经的彖辞。③上经的象辞。④下经的象辞。⑤《系辞上传》。⑥《系辞下传》。⑦《文言》。⑧《说卦传》。⑨《序卦传》。⑩《杂卦传》。这是郑氏对于《周易》内容所作的分类范围，凡欲研究易学者，应当先加了解。

　　至于有关《十翼》的作者问题，大致说来，又有三种异同的见解。

　　一般的认定，《十翼》都出于孔子的手笔。这是传统的观念，完全属于尊孔的意识所出发。

　　其次，认为文王作卦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象辞也是周公的著作，并且根据《左传》中“韩宣子适鲁，见易象”说：“吾乃知周公之德”的话，更为有力的佐证。汉末的学者马融、陆绩等，都同意主张此说。
事实上，象辞与彖辞对卦象的论断，有许多地方，彼此互有出入，实在难以确认同是一人的观点。复次，除了象辞、彖辞以外，关于《系传》以及《序卦》、《说卦》等篇，不但它的文词、思想，处处有先后异同的论调，严格说来，绝对不能认为都是孔子的手笔。其中有许多观念，可能都是孔子以后后人的著作。或者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们的著作，统统归并于夫子的名下，那也是古代著述中常有的事。

易学的传承及其他

　　在中国文化的领域中，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由他编著了六经，赞述《周易》以来，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氏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的易学传承的系统。

　　但自唐、宋以后，我们所读的《周易》，关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实上，大多都是根据汉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乾、坤两卦的文言，拿来放在本卦下面。同时把《系传》的中间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颠倒安排。等于我们现在读的《大学》一书，那是经过宋儒的安排，并非原本的《大学》的次序。现在对于研究《周易》来讲，这点应当注意及之。

　　自孔子至战国末期的易学：孔子授商瞿。商瞿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马干） 　 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周醜（chǒu）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此其一。（本网站注：括号里的“马干”实际上左边是个“马”字旁，右边是个“干”字，由于打不出来，就这样写了！）

　　又，孔子殁（mò），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无太准确的资料。唯后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真伪难辩，但确具有古代“易学”思想上的价值。此其二。

　　西汉的易学：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梁)丁宽、(齐)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但后世已散佚。

　　其次，自(东武)王同子中一系，再传(菑zī川)杨何，字元敬。无敬传京房。房传梁丘贺。贺传子临。临传王骏

　　丁宽一系，又再传田王孙。王孙传施（雔十）。（雔十）传张禹，禹传彭宣。（本网站注：两处括号里的“雔十”实际上是一个字，上边是个“雔”字，下边是个“十”字，由于打不出来，就这样写了！）

　　以上都是著名专长易学学者的传承。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
　　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传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

　　其中以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述，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

　　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
　　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后世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迭羲皇之室。

 

两派十宗及其他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我过去曾胪（lú）列它为两派六宗。

　　所谓两派：(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所谓六宗：(一)占卜。(二)灾祥。(三)谶（chèn）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晋之初，由阮籍、王弼等开其先河声。继之而起，便有北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yì）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观点。

　　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馀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数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医药。(八)丹道。(九) 堪舆。(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蕅（ǒu）益和沿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芒。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kē）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易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造卦爻辞例，但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只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尚秉和颇得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之范围。换言之，唐、宋以后所谓易学的内涵，它大要包括有“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此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与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惟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内涵无非教人知变与 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 明辩。《礼记·五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洁静”的意义，是指易学的精神，是具有宗教哲学性的高度理智之修养。所谓精微的意义，是指易学“洁净”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辩的作用。但在明辩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始，错综重叠，旁通曼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乾、坤、剥、复、睽、家人、归妹、渐、姤、夬、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十六次。

　　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元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物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昼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洁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中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伯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伯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担承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但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白话”以外，再加“讲解”，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馀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作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半年以后，芹庭送来全部译稿，他从噬嗑卦以后，一气呵成的成绩。我看过以后，便对他说：“很可惜你仍未脱离‘来易’及汉易的范围。”但是，有了这样的成就的确很不容易。

　　这样一搁又是一年。到了年底，程沧波先生又催我交卷。我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再去信和岫老商量，希望能采用芹庭的译稿，而且由芹庭负起这本书的著作责任。结果得到岫老的勉强同意，但说必须注明是我和芹庭的合著。因此才有本书的问世。

　　但我仍以至诚向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以及读者致无限的歉意，才力和精力有限，未能达成想像中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好好地完成一部《易经》的研究，贡献给大家以作补偿。这是否能成为既济卦或未济卦的祝词，便很难预料了。